▲《亚洲日报》：李强总理在“两会”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哪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内容？
李熙玉：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新”词汇令人印象深刻，例如“新质生产力”、新发展、新能源汽车、新产业、新兴消费……，我认为这强烈显示出中国政府认识到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延续高速发展已进入瓶颈期，正在努力谋求有别于过去的发展模式，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另外，我观察到这次的报告比起往年时间较短，会议形式有所简化，但内容更加紧凑，对外释放的信号更为明确。
▲《亚洲日报》：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但也引发了一系列忧虑，中国《经济日报》发文警告，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倘若忽视产业发展规律，盲目跟风追热，只会欲速则不达，导致新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李熙玉：中国在经历了长期持续经济高速发展后，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围绕中美战略博弈、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等的国际社会矛盾凸显，地缘政治风险有所上升，新冠全球大流行等造成的“后遗症”仍然存在，依靠目前的生产力来克服复合型危机面临较大局限性。
去年放在政府工作首位的是提振国内消费内需，今年则聚焦以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新质生产力”来刺激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方式，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但从外部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从本质上来说较之前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有哪些明确的差异，我仍在进一步的研读中，但发展的大体框架及方向已定，待具体的后续措施出台对政策进行细化后，我想能够更好地理解。
如何克服将所有生产力包装成“新质生产力”的潜在风险非常重要。从根本上来说，中美博弈已从贸易战升级为科技战，谁能掌握科技平台，谁能掌握原创技术、颠覆科技创新，谁就将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Game Changer）。在美方与中国“脱钩”的言论有所抬头的背景下，中国研判以传统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已无法克服危机，需要推动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革新，这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亚洲日报》：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5%左右，与去年一致，为1991年（4.5%）后的最低目标。但即便如此李强总理也坦言实现并非易事，需要加倍努力。国际经济组织普遍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在4.5%左右的可能性较大，您怎么看待实现这一经济目标的可能性？
李熙玉：虽然今年的GDP增长目标与去年目标一致，但实现难度更高，因为考虑到2022年中国GDP增速仅为3%，去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在上一年较低基数上计算，而今年增长5%左右则是在去年较高的基数上计算，实现难度增大。
但在我看来，目前的中国GDP增速是5%还是4%并不重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难度较大，持续意义也不大，从中长期来看需实现“软着陆”，从这方面来看，经济增速如何对经济健康平稳地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更为重要。
中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中长期目标，2035年GDP总量较2020年需翻番，这意味着2020年至2035年，年均GDP增速需保持在4.7%左右。因此我认为，中国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并不局限于百分之几的具体数字，而是用了5%左右的表述。实际上即使经济增速放缓至5%以下，放在全球来看依旧处于较高水平。中国之所以将经济目标定为5%左右是出于对就业问题的考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就业预期目标为新增城镇就业人数1200万人以上，而去年就业目标为1200万人左右，预计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超过1170万人，如果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将会影响社会稳定，只有实现5%的经济增速才能消化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
▲《亚洲日报》：近几年来，恒大、碧桂园等中国房地产巨头接连“爆雷”，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产生巨大冲击。房地产频频“爆雷”或引发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这也将对韩国的出口及消费造成负面影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两年未提及“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表述，这能否看作是放宽购房限制、提振房市的信号？
李熙玉：近期“先立后破”一词经常出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强调发展增长的同时并行产业结构调整。稳定房地产市场，不使行业风险蔓延至金融等其他领域，同时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变革。我认为中央政府采取人为的扶持政策来调控经济的可能性不大，但单就房地产问题来说，比起让房地产企业起死回生，政府试图进行有秩序的结构调整。所以房地产危机会直接导致中国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房地产负债大多为国内负债，中央政府手中握有管理资金流动性的手段。房地产泡沫不能急于捅破，而需要慢慢消化，但在这一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不够成熟，造成了一定的风险。
新冠疫情流行期间，消费大幅萎缩，有城市的住房空置率高达20%，房价开始下滑。比起出台具有攻击性的政策，房地产市场实现平稳过渡的重要性凸显。2020年8月，央行对房地产企业出台私有财务健全化措施，具体规则为设置“三道红线”，一是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二是净负债率大于100%；三是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在严守“红线”的同时还要采取引进房地产税等完善健全化的措施，由于房地产经济直接关系民生，因此需要区分刚需和投机性需求，推进结构调整。但仅凭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提及“坚持房住不炒”便判定是放宽限制的信号，我认为存在过度解读的风险，这可能又将引发新一轮的投机行为和过度投资，从长期来看，房地产市场将实现“软着陆”。
▲《亚洲日报》：以本次两会成果为基础，您认为韩国政府在发展对华双边贸易政策上应作出怎样的调整？
李熙玉：韩中建交到今年已经是第32个年头，双边关系已从过去的高度互补性向竞争关系转变。在中国发展业务的韩国企业竞争力大不如前，纷纷对在华业务战略进行调整。韩国企业正在积极寻找能够代替中国的市场，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材料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零部件、材料、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等新的市场机遇为韩中提供了新的合作空间，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最终消费复苏意味着市场复苏，韩国企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仍存在巨大可能性，因此对于韩国企业来说，重新对中国市场战略进行研究调整显得十分重要。
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图片提供 成均中国研究所】
【李熙玉简介】
李熙玉教授现担任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同时还担任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韩中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韩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曾在香港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进行研修。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政治与外交、东北亚国际关系。近期著作有《中国的国家大战略研究》、《中国对新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国对新民主的探索》等。自2012年成立以来，成均中国研究所通过企划出版中国相关系列丛书，并积极翻译出版中国国内畅销书籍，为向韩国传达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